从街头到语言：西南行为艺术
蓝庆伟 王娅蕾
“西南”在地理概念上还包括西藏以及湖南、湖北、广西的一部分地区，但在文化的相似和相融方面，我们比较习惯的“西南”范围主要是指云贵川。其中最早有艺术家进行行为艺术并颇有成效的是贵州——1988年，曹力、陈启基和章治华就在贵阳和朋友们一起实施了“人·生命·信仰”一系列活动，参与者不仅包括职业艺术家，还有艺术家的亲戚、朋友、学生以及其他的艺术爱好者。四川的行为艺术项目是从1993年汪建伟的种植计划开始的，1994年戴光郁和朋友们开始从绘画转向行为艺术的尝试。1995年“水的保卫者（第一回）艺术活动”在府南河畔举行，在美国人贝特西·达蒙的策划之下，来自四川、北京和美国的十余位艺术家们实施了自己的创作，其中尹秀珍《洗河》、戴光郁《搁置已久的水指标》等都是中国行为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水的保卫者”最主要的意义是让行为艺术走向公众，获得官方舆论的认可和支持，使得在其它地区阻力重重的行为艺术在四川发展得比较顺畅。到2000年，“水的保卫者”共实施了四回。在此期间，成都成立了“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行为艺术家们意图互相扶持和监督，共同完成更多的作品和活动。罗子丹虽然也曾短暂参与过这个群体，但很快就离开了。云南的行为艺术开端与四川几乎同时期，实施了《寻人启事》（云南）和《此人出售，价格面议》（北京）的朱发志被称为云南行为艺术第一人，在朱发志离开云南定居北京后，何云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2000年之前，或许是处于“合法化”、“大众化”的考量，行为艺术常被归在观念艺术、前卫艺术、贫穷艺术等范畴内出现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之中，这一时期的西南行为艺术与城市、与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样的关联也被纳入到社会责任方向来言说，“实际上，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大多都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差不多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关注的通常都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艺术家要活得有感觉，就必须选择一种前卫的姿态。而行为艺术恰恰给了他们伸展的空间。”1 行为艺术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联直到今天仍在持续，2005年前后宽窄巷子改造，行为艺术家在改造的现场有着优秀作品的创作。查常平在《成都的先锋艺术：行为装置（1995—2012）》2一文中，将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成都的先锋艺术总体呈现四大特征：生态关怀、人文意指、场景凸现、身体美学。
对西南行为艺术发展有过梳理和研究的重要批评家还有陈默，他在描述西南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行为艺术的发展时，认为大致有三条线索，一是以“蜀中八怪”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二是以独立作战方式工作的艺术家；三是以美术院校为主体的在校和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团队。3 在成都行为艺术发展的线索上查常平与陈默有着相似的论述，陈默所提的第一条线索，查常平在《成都的先锋艺术：行为、装置（1995—2012）》一文中称为“719时代——共同体创作”；第二个阶段查常平表述为“后719时代——个体性创作”，以戴光郁（2004）、余极（2006）移居北京，719艺术家群体分化为标志。高名潞用“街头前卫”一词来指称20世纪90年代成都的前卫艺术，在高名潞看来，成都这座没有艺术学院支撑的城市有着中国前卫艺术的另类性——反学院、非职业化和市井、街头等特点。4 高名潞的分析为了解成都的行为艺术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这种视角是在全国当代艺术观察之下的分析。的确，对西南行为艺术的分析是多角度的，除了对其自身发展的分析研究之外，其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特点与作用也是必不可少。2003年“中日行为艺术交流展”在川音美术学院举行，自此美术院校的学生是成为行为艺术创作的生力军，美术院校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川音美术学院到四川美术学院，行为艺术完成了从“行为艺术走进高校”到“行为艺术课走进高校”的过程转变，这对中国行为艺术来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与其他艺术门类相同，今天活跃在全国的很多青年行为艺术家都有着美术类院校行为艺术课程、工作坊、讲座的经历，对高校而言建设此类注重人文科学的学科也是百利而无一害。行为艺术节也是2008年以后在西南地区持续发展的艺术生态样式，这一汇集中外、同台竞技、互通有无的行为艺术平台上，衍生着行为艺术文献展、工作坊、国内外艺术家讲座等诸多微观门类，同时串联着美术馆、艺术机构、高校、艺术家个体、公众等全艺术生态，是一种行为艺术与城市的新关系。另外一种泛展览、泛现场的行为艺术自组织或替代性空间在西南广泛发生，以昆明的行为现场“江湖”，成都的行为现场“庆典”、“频率”，重庆的“外省青年”为主要代表。
当我们讨论2008年以后的西南行为艺术时，最为明显的是语境的变化，这个语境包含着全球化与个体化、个体化与差异化，艺术与市场、方法与语言等新发展，“生态关怀、人文意指、场景凸现、身体美学”也已成为行为艺术作品必须具备的要素，除此之外，行为艺术在走向公共空间、个体语言、跨领域等方面又有着新的拓展。
